送餐工作對加拿大工會是一大考驗
即使在霧化平臺上，也有機會團結起 來。
近年來，優步、Instacart、Shipt、亞馬遜、Deliveroo等平臺公司工人，以及歐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其他公司的工人聯合起來，抗議他們不穏定的狀況，並組織工會。
在加州，聯合拼車司機 (Rideshare Drivers United) 僅幾年時間，組織了近20,000名優步和Lyft司機。在巴西，數千名送貨工人因嚴重的城市交通問題而大聲抗議。在多倫多，Foodora工人創造歷史，在加拿大郵政工人工會協助下組織了工會。Foodora其後結束業務退出加拿大市場。
這些組織例子非常重要，因為它們發生在影響當今工作的兩個關鍵過程的交匯處：平臺化和不穏定性增加。在加拿大餐飲業通過數位平台開展工作的興起是不容錯過的。像Uber Eats、SkipTheDishes和 Foodora 這樣的公司已經催生了一種商業模式，以應用程式聯繫餐廳、顧客和員工，從餐館取得利潤。 雖然擁護者認為，通過這種平台進行的工作是靈活和獨立的，但有人對零工經濟體工人的勞動條件提出了嚴重關切。低工資和反復無常的工資、缺乏福利或帶薪休假、零工作保障、演算法管理和阻礙組織工會政策，使許多人質疑送餐工作是否對工人公平。 那麼，溫哥華的送餐平臺工人的想法是怎麼樣？2020年初，在卑詩省勞工聯盟 (BFL) 和聯合食品與商業工人工會地方分會1518 (UFCW Local 1518) 的支持下，我們開展了一個研究專案，研究大溫哥華的零工經濟送餐工作情況。我們與工會人士交談，檢討傳媒的報導，調查送餐平臺，與工人訪談，並觀察社會媒體的討論，目的是瞭解更多有關低陸平原平臺工人勞工條件和對組織工會的意見。 這項研究結果發表在最近發表的一份報告中。調查結果顯示，工會工人應該密切關注這支勞動力隊伍。
我們的採訪顯示，雖然許多送餐工人喜歡工作的靈活性和「沒有老闆」，但對送餐平臺也有些冷嘲熱諷。一位工人說：「這份工作的目的是為了有利於公司，而不是工作的人。
我們交談過的許多工人對平台沒有忠誠，他們發現靠它工作謀生的想法完全好笑的。正如另一位參與者所說：「我認為這永遠不會成為永久性的事情，因為我認為，尤其是在溫哥華，任何人都無法依靠從應用程式中獲得的收入來維持自己的生活。」
對平臺的不信任根深蒂固。「想到優步為此賺這麼多錢。這確實讓我們覺得自己冒著的生命危險多於我們應該得到的。我知道他們有過損失，但確實感覺我們像農民，只是在優步這個龐然大物下工作。」
儘管我們聽到了剝削性工作條件和批評態度，但送餐工人對集體組織是否會改變事物的問題卻反應不一。事實上，我們交談過的許多工人似乎對工會化意味著什麼感到困惑。
幾乎沒有人加入過工會，一些工人似乎不明白什麼是工會，也不明白工會所基於的民主和團結原則。用一位送餐員的話說，「我真的不能說我喜歡或不喜歡工會，因為我從來沒有為工會工作過。」勞工倡權者在地方上有工作要做，接觸這些工人並填補知識上的空白。
然後大流行來了。研究專案重點轉向評估病毒如何改變送餐工作，以及工人社區的反應。對平臺的不信任只會隨著COVID-19的傳播而加劇，網上論壇上經常討論工資不足和保護不足的問題。在這場致命的大流行中，工人對被迫只能靠來保護自己，對抗演算法管理和變化無常的客戶感到極度痛苦。
然而，當他們面對這些情況時，他們也表現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互助和團結。在論壇和餐廳外，他們互相支援，分享有關在哪裡獲得防護裝備、如何瀏覽這些公司令人沮喪的介面、如何保持安全以及如何申請加拿大緊急回應福利等。
這些面對大流行時團結的例子告訴我們，大溫哥華的送餐平臺工作人員有可能建立集體組織。然而，必須首先從這個社區內部發揮領導作用，必須明確和容易地傳達集體行動的好處。 在這樣的運動中有針對性地使用社交媒體是很明智的，正如南加州的拼車司機工會非常成功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樣。個人主義和創業精神在零工經濟體中可能無處不在，但集體行動的基礎也是如此。
本文作者
Jessica Hu西門菲莎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傳播專業的應屆畢業生，對技術和社會特別感興趣。
Leslie Wang是西門菲莎大學的社會學與傳播學聯合專業的應屆畢業生。 周一下午3點至4點在90.1FM（或cjsf.ca）上了解她對社會文化政治和媒體的想法。
Clayton Wong 是溫哥華西門菲莎大學傳播和出版系學生，對社交媒體、文化及其對社會的影響特別感興趣。
Enda Brophy（@enda_b）是傳播學院的副教授，也是西門菲莎大學勞工研究計劃的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