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奮鬥，共創美好未來
超前於時代，意識這時代的多倫多和約克區勞工議會（Toronto & York Region Labour Council，下稱勞工議會）今年慶祝成立150周年。勞工議會在第一位黑人女主席安德里亞·巴賓頓（Andria Babbington）的新領導下，迎來未來150年歷史性的開端。
《Our Times》採訪了一些勞工議會積極份子，詢問他們對參與勞工運動，對工作的未來和工人權利的看法，以及勞工歷史中的哪些時刻，特別是勞工議會的歷史，他們認為特別有意義的。
黃可瑩是勞工議會的行政助理、亞裔加拿大勞工聯盟Asian Canadian Labour Alliance (ACLA)會員，她於2021年在勞工議會建立的華工網絡，其後成為泰米爾工人網絡、菲律賓工人網絡和索馬里工人網絡等的範本。
往事今猶在：黃說，她認為認識到過去和現在之間的相似之處是有意義的：「我認為，仇外種族主義曾經將中國人拒之門外（通過《排華法》），阻止駒形丸號的乘客踏上加拿大，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拘留日裔加拿大人，這與我們今天看到的種族主義是一樣的。
「我們只是迴避種族問題，把問題轉嫁給美國人，並稱之為不同的事情。但問題不在於移民或缺乏技能或語言流利，而在於種族。這個國家建立在種族主義的基礎上，使頂層的白人受益，而底層的黑人，原住民和其他弱勢群體處於劣勢。當一個社會被這種不平等所煎熬時，它不會立刻得到解決。糾正體制需要有意向和時間。」
她如何參與：「有趣的是，我從學校或學習中從來不知道勞工運動，」她說。「我從沒想過工會內部會有職業發展之路或工作，因為我想外間的大多數勞工也不知道。我一直認為公民社會和社會正義運動是推動社會變革的主要力量。」
當黃後來在教授成人課程時，她不斷遇到一些實際情況，這催化她採取行動：「在我的課堂上幫助我的學生，是每次幫助一個家庭的小方法。這些家庭面臨著系統性問題及其就業障礙。
「如果我想説明更多的人，而不是一次一個學生和他們的家人，那麼我必須開始考慮組織工人。我也非常堅持嘗試不同的方式，來組織在我長大的多倫多來自不同地區的華裔。」
關於工作中最好（和最壞）的部分：「我工作中最好的部分是，與其他同樣相信種族正義、社會正義的社會願景的人一起工作，」黃指出。「我對我的姐妹、兄弟和朋友深表敬意和愛，他們一直在奮鬥並從事這項工作。最糟糕的部分是，有些日子醒來時，不知道我們的努力，或者我們在這方面的持續嘗試，是否真的會有所作為。我希望我們的努力成真，並繼續跋涉。」
即使進步似乎無法立刻達到，她的基督教信仰也為她提供了希望和對更美好明天的信念：「我知道還有許多人像我一樣，祈禱我們可以讓天堂更接近地球，祈禱那種社會變革和正義在地球上存在， 就像在天堂一樣。」
關於工運的歷史性時刻：黃現在是兩個孩子的母親，沒有那麼多時間積極參與活動，但她仍然致力於勞工運動的目標，並增加了一層視角。回顧過去150年來工運的一些成就，她指出了一些對她特別有意義的成果：”為貧窮的工人階級廢除童工，我無法想像不得不看著我的孩子去工作，並被置於危險工作條件下的恐怖；將婦女納入工會，後來將種族化的工人（如黑人 「火車」 搬運工）納入勞工運動；以及1982年由加拿大郵政工人工會（CUPW）領導的有薪產假罷工。我認為這些事情仍然影響著我今天的現實生活，以及我享受的優惠待遇。
關於未來：「從COVID-19走出來，各級政府將實施更多的緊縮措施，因為他們會聲稱他們的金庫是空的。我認為我們將看到針對所有類型的公共部門工人的緊縮措施，隨著戰鬥口號的響起，私營部門工人也將看到他們的養老金，福利和工資被削減。
「即使在安大略省，這場在大流行期間增加有薪病假天數的鬥爭，也揭示了那些堅決拒絕的右翼理論家，他們說這將使企業和主要僱主破產。這將是一場維持工人權利現狀的鬥爭，但我們必須弄清楚，我們如何不僅保護我們所擁有的東西，而且促進和包容整個工人階級，而不僅僅是工會工人。」
默金是阿岡昆的一名活動家，也是蒂米斯卡明原住民 (Timiskaming First Nation) 的成員。他是聯合鋼鐵工人工會 (USW) 多倫多地區委員會受傷工人計劃的協調員，也是USW全國原住民委員會的代表。他還是USW第6區人權委員會的成員，也是一名受傷的工人（很久以前）。
關於他如何參與：「我在加熱器處理器公司Canadian Heat Treaters工作時，並成為工會幹家。實際上，我第一次參與是在一家鋼鐵公司工作時。它被稱為Strand Steel建築系統，他們為魁北克水電專案建造建築物。我曾經穿過一件T恤，上面寫著『拯救人民，阻止詹姆斯灣Save the people, stop James Bay』，當我穿著那件襯衫上班時，我的工廠經理說我需要脫下襯衫或回家。因此，我選擇回家。
「然後我成為工會的副主席；然後我成為首席幹事；然後我成為健康和安全代表。我曾經為與我共事的人做所有的工傷賠償（文書工作）。如果他們受傷了，我會幫助他們提出索賠。」
在工作最好的部分：「我在我們的工會中開始了原住民獎學金，」金告訴《Our Times》。他的目標是促進「原住民青年對工會的更多理解，以及工會的支援和信任，為原住民青年，原住民社區和工會建立更美好的未來，為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調查結果做出貢獻。」
金希望幫助年輕人將工會視為不僅僅是遠離社區的抽象實體。「我認為，通過為學生提供資金，使他們能夠投資於高等教育經驗，這將擴大成果，其中可能包括購買職業上的工具，課堂上使用的技術等物品，或者可用於支付基本物品以外的生活費用。」
結果是一個雙贏的局面：「讓原住民青年學習工會的價值」，並獲得「對學生、家人和聯合鋼鐵工人工會和其他工會朋友的更強有力的支援。
「這些孩子中的一些人最終會成為工會成員，或者他們最終會成為地方的經理，或者他們最終會得到好的，高薪的工作，理論上可以回到他們自己的社區並做出改進，比如繼續爭取水權和各種類似的事情，」金說。他將其描述為建立一種意識，即「工會可以成為人們變革的推動者」。
關於工運的歷史性時刻：他在勞工議會歷史上最喜歡的部分涉及「爭取平等的鬥爭，結束系統性種族主義，可能還有布羅姆利·阿姆斯壯獎 (Bromley Armstrong Awards)」。金補充說，他感謝多倫多和約克區勞工議會對教師的支持，因為他的女兒是一名教師，當她還是學生時，她支援約克大學和高中的罷工工人。
關於未來：金預測，在大流行之後，「對醫護人員和長期護理人員等人的需求要高得多，工會更多地參與正在發生的事情，工會承擔更多的社會正義問題」，以及更大的要求結束工作場所的不平等，如同工不同酬。這位活動家說，在未來15年內，他看到了系統性種族主義的可能終結，以及工會仍然處於社會變革和社會正義的前沿。
他補充說，氣候變化可能會給加拿大勞動力帶來根本性的變化。「我認為我們將看到農民工的大量增加。我認為，由於氣候變化，安省南部和其他省份的一些地區將有更長的生長季節。甚至可能有兩個作物季節，而不是一個。」
移民將在填補季節性農業工作方面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孩子們不會想做這些事情。我記得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人們會去蒂爾森堡 (Tillsonburg) 採摘煙草，但那早已不復存在了。他們甚至不再在那裡種植煙草了。」
金預測，在未來25年裡，我們將重新評估傳統上與工會相關的工作類型。「噢，那時我已不，但我希望我的孫子孫女們能站穩腳跟，」他笑著說。「我認為工作周會更短。我認為會有更多的人在家工作。熟練的、行業的技工將會有更高的需求，因為我認為我們不會有很多人做它們。」
金說，好工作須優先考慮原住民，純粹的採掘活動需要結束：「我們需要制定一個社區福利計劃，以便當地人民和原住民從他們領土上的資源中受益。」
法杜瑪·穆罕默德是勞工社區服務 (Labour Community Services) 的執行主任，這是多倫多和約克區勞工議會和大多倫多公益金 (United Way) 的一個專案。她與勞工和社區團體合作，解決多倫多的貧困問題。2012年，穆罕默德共同創立了Positive Change，這是一個旨在解決多倫多加拿大索馬里人社區的槍支暴力及其系統性根源的組織。
關於她如何參與：「在我加入勞工社區服務之前，我在多倫多的社區Rexdale做一線工人。勞工活動家在市議會和教育委員選舉期間接觸我們。後來我加入了勞工社區服務，並繼續做我喜歡做的事情：社區動員，組織尋求積極的變化。」
關於工作中最好（和最壞）的部分：「能夠有一個直接的聲音和平臺來解決社會正義問題 ，反種族主義，公民和人權等 ， 並能夠與我們在社區中的合作夥伴一起採取行動」，如大多倫多公益金和多倫多社區福利網络 (Toronto Community Benefits Network)。
穆罕默德對進步的步伐持現實主義態度。「最糟糕的部分是承認改變需要時間和大量的辛勤工作；因此，改變不會在一夜之間發生。」然而，她鼓起勇氣從共同的鬥爭中爭取更美好的未來。特別是，她被那些與她分享鬥爭的人所感動。
「總是人。人們如何為自己的權利和他人挺身而出，堅定不移地堅持不懈地讓自己的聲音被聽到並採取行動。所有年齡，種族和宗教的工人，團結起來解決不公正問題永遠不會變老，當我看到年輕人和年輕人舉著這把火炬時，它給了我希望。」
關於工運的歷史性時刻：穆罕默德說出勞工委員會成立150周年網站的名稱作為她的重點。「『旅程：為正義而共同努力的150年』概述了我們如何開始以及我們從哪裡來，這是我們今天所處的位置以及我們希望在未來看到自己的基礎部分。『公益金和工運的歷史』強調了勞工和我們社區的共同使命和承諾，即共同努力，確保沒有人陷入困境。『多倫多勞工人權聯合委員會』激勵我們繼續勇敢地為爭取平等和人權而努力，不僅對勞工運動中的人產生影響，而且對加拿大所有受到歧視的人產生影響，讓歷史變得更好。」
2021年5月26日，對勞工議會來說是一個特殊的時刻。穆罕默德說：「今年，我們慶祝第16屆年度布羅姆利·勞埃德·阿姆斯特朗晚會和頒獎典禮（第一次網上舉行），受到那些為包容，公平和人權而奮鬥的人的鼓舞。我們表彰了那些在勞工及其社區中做出特殊貢獻並繼續這樣做的人。我們還首次向工會頒發該獎項，頒發給代表安省醫護人員的工會SEIU Healthcare。
「所以，今天能夠受到布羅姆利·勞埃德·阿姆斯壯的啟發並繼承其遺產，並看到人們在自己的工作中繼承他的精神是非常有意義的。」（前勞工議會主席約翰·卡特賴特（John Cartwright）也在網上活動中獲得了表揚服務獎。
儘管加拿大民權和勞工權利先驅阿姆斯壯於2018年去世，但多倫多和約克區勞工議會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獎項，將他的榜樣與今天及以後聯繫起來。「研究我們的歷史並不困難，」穆罕默德說。「你也不需要走得太遠就知道還有什麼需要修復。最好的指南是想看看已經存在的資訊，並試圖填補空白，並保持警惕，確保我們歷史的壞部分不會在未來重演。」
關於未來：加拿大勞動力在不斷變化，但穆罕默德說，勞工運動的原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無論1.5年，15年或50年，我們的經濟總是需要工人。可能不同的是我們的工作方式和可得到的工作，這是正常的，並且隨著進步和新技術的發展而自然發生，或者正如我們許多人所經歷的那樣，由於COVID-19大流行而在家工作。
「我們需要記住並提醒每個人，工人的權利是奮鬥得來的，而不是給予的， 所以只要我們都記得大聲疾呼，讓當權者對提供良好、穩定的工作負責，那麼工人的權利將繼續在今天和未來發揮作用。」
她提出了一個關於失去全職工作如何影響工人參與工會的重要問題：「持久的最大挑戰是有一個願意接過火炬的人，以及什麼樣的敘事將會倖存下來。大多數人在大流行期間經歷了遠程工作、零工經濟和不穩定的工作，它改變了人們一起工作的結構。因此，對於工人權利問題，主要問題可能是根據職位的壽命和整個集體做出決定。
擔任多倫多和約克區勞工議會主席19年半的約翰·卡特賴特（John Cartwright），歡迎新任主席安德里亞·巴賓頓（Andria Babbington）於今年6月4日就職。約翰是加拿大人議會全國主席，大多倫多公益金副主席，以及多倫多社區福利網絡共同主席。
往事今猶在：作為一名木匠，卡特賴特通過自己的職業生涯敏銳地意識到不安全的工作環境是多麼普遍，以及健康和安全對工人意味著什麼。
「年復一年，我們去工作，做一些對我們有害的事情，用Formica鑲蓋防火膠板和所有其他東西製作傢俱。我是一名癌症倖存者，因為我工作了10年充滿糟糕的甲苯和苯。我們所做的各種工作都是一樣的，無論是在礦山還是在建築業。
「儘管人們開始意識到這些東西是非常有害的，但直到勞動人民開始關閉工作場所並迫使政客做出回應，並且著名的倡導者當選公職的，我們才真正得到了法規和法律。它從來都不是來自仁愛。」
關於工運的歷史性時刻：勞工運動可以從自己的歷史中尋找有效的策略來對抗企業的貪婪。「你知道，世界各地的碼頭工人關閉港口是為了支持另一個國家的罷工工人，以反對種族隔離或向軍事獨裁政權運送武器，」卡特賴特解釋說。
「這種全球團結是我們這個國家和整個運動DNA的一部分，它在未來將變得更加重要，因為全球公司在經濟中會越來越大。」
回顧勞工議會歷史上的時刻，卡特賴特說：「對我來說，最有意義的是多倫多勞工人權聯合委員會的工作，因為它始於1947年 ，這幾乎是我們歷史的一半，我們將種族正義作為該市勞工工作的核心方面。並不是每個工會都參與其中，許多人會把目光投向這個問題根本沒有解決的領域。
「但事實是，作為一個集體，我們在74年前命名並確定了反對種族歧視的鬥爭，並創建了一個組織來挑戰這一點;事實上，我們去了餐館、酒店和公寓，布羅姆利·阿姆斯壯和露絲·洛爾 (Ruth Lor)去了安省的德累斯頓 (Dresden)，作為有意挑戰種族主義的方式，並幫助贏得了北美第一個人權立法 ， 這說明瞭我們運動的精華。」
關於未來：「我認為，當我們走出COVID危機時，我們將受到嚴峻的考驗。將會有一場巨大的思想之戰，『作為一個社會，我們向哪個方向發展？』將有很大一部分資本和政治精英要求緊縮，說，你知道，『看看這筆債務，這令人難以置信，我們必須大幅減少我們的損失。』因此，將推動私有化，緊縮，出售公共資產……從本質上講，這是斯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試圖與G20一起建立的東西。」
但已離任的勞工委員會主席表示，COVID-19的經濟復甦也可能展示為工人創造更美好未來的完美時刻。「大流行暴露了以前隱藏的所有不平等，種族和收入不平等，我們要求一個更加公正的社會。在某種程度上，這將涉及金融政策，但它也將在工人的權利中發揮作用。
「有一個留著鬍子的老傢伙說，工人階級本身和本身都必須是一個階級，」他告知，指的是卡爾·馬克思（Karl Marx），而不是一個慈善的聖誕老人，為員工帶來要人領情的「禮物」。「這必須認識到這是一個階級，現在，這不僅僅是『我是木匠』或建築工人或藍領人員。而是每個人都為了工資或為別人簽訂合同而去上班。這是加拿大人的80%或85%。然後，這是關於確定你想要有一個議程，這是你自己的有意識的議程。」
對他來說，「未來的主要問題是我們能否有效地規範企業行為。」
卡特賴特對歷史和地理進行了比較，說明了今天的跨國公司如何繼續壓迫性的殖民傳統，將工人與勞動成果分開。「以勞動形式」被奴役的人，可以追溯到第一批工會和來自英國的托爾帕德爾烈士 (Tolpuddle Martyrs)的年代，他們因敢於要求工會而被放逐。這可追溯到了反殖民主義的鬥爭。英國東印度公司征服了印度的大部分地區，並獲得了數十億元的財富，不是英國政府。利奧波德國王的私人公司去了剛果，並從那裡拿走了數十億元。
「所以，反殖民主義鬥爭總是限制企業和商業行為，並說明你的模式不能比人權更重要。」他指出，聯合國大會於1948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包括工人擁有集體發言權、體面的工資、工作尊嚴和繁榮社區的權利。」
作者：梅麗莎·基思 (Melissa Keith) 是前電台廣播員和屢獲殊榮的自由記者。 她住在新斯科舍省的下薩克維爾(Lower Sackville, Nova Scotia)。
有關多倫多和約克區勞工議會的歷史及其正在進行的周年慶祝活動的更多信息，請訪問勞工議會的紀念網站：labour150.ca。
閱讀英文原文：Our Times Magaz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