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最低工資很重要，但工人應該得到更多
今年秋天，加拿大的幾個省份將會提高最低工資。 這些省級調整是在聯邦政府4月將聯邦最低工資提高到 17.30 元之後進行的。
10 月 1 日，安大略省、薩斯喀徹溫省、曼尼托巴省和愛德華王子島省都將實施新的最低工資標準，而西北地區則於 9 月 1 日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 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大多數這些政府也宣佈了相對的大幅度增長。
薩斯喀徹溫省在 2014 年決定將其最低工資與通貨膨脹挂鉤，這對工人來說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 薩斯喀徹溫省政府宣佈，將從10月1日起將最低工資提高到15元，儘管有幾項豁免適用，並且它仍將是加拿大最低的工資之一。
幾十年的通貨膨脹和工資停滯侵蝕了工人的工資，即將到來的加薪代表著進步。 但工人當然應該得到更多。
爭取最低工資
對最低工資辯論的報導經常遺漏一些關鍵點。 這些工資增長不僅僅是來自善意的政策制定者的大廳； 它們是工人和公民社會組織多年鬥爭和積極運動的結果。
在安大略省，爭取 15元和公平（Fight for $15 and Fairness ）運動處於這場運動的最前沿。 經過多年的動員，當時的自由黨政府才推出了 148 號法案——2017 年公平工作場所、更好的工作法案——在 2019 年 1 月 1 日將最低時薪提高到 15 元。
在美國，類似的運動也展開了，例如宣導將全國最低工資從每小時 7.25 美元提高到 15 美元的爭取15元運動（Fight for $15）。 美國市級和州級的變化是由於草根積極行動而引發的，儘管聯邦的最低時薪率保持不變。
來自商業遊說團體的抵制
為工人提供的漸進式進步經常遭到加拿大獨立企業聯合會（Canadian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es）等商業遊說組織的反對，這些組織反對改善加拿大最低收入工人條件的措施。
這種抵制在零售和食品服務業尤為明顯，僱主經常抱怨勞工短缺，並呼籲政府幫助他們招聘外國工人，以推動其低工資商業模式。 或者，更糟糕的是，尋求將工作年齡降低到 13 歲或更小，就像薩斯喀徹溫省商會在最近的一份聲明中所說的那樣。
商業遊說團體使用的修辭的一個關鍵部分是「小企業意識形態」。 這種意識形態將小型夫妻店描繪成不斷受到繁文縟節、稅收和公平工資的圍攻。 他們的解決方案通常包括減稅和增加對企業的補貼——除了支付更高的工資之外，什麼都可以。
這種敘述中被忽視的是，在支付低工資方面，加拿大一些最大和最賺錢的公司是罪魁禍首。
當許多工人厭倦了工作條件和低工資，離開崗位去尋找其他就業機會時，COVID-19 的出現使問題更加嚴重。
需要生活工資
關於最低工資的爭論不僅關乎工資，還關乎勞動力市場所有部分的整體工作條件和福利，尤其是那些在大流行期間被認為是「必要」的領域。
生活工資政策旨在根據特定地區的生活成本制定最低工資標準。 這些可能來自公司出於善意為員工採取生活工資政策——這被稱為道德勸說——或者來自城市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干預。
當代生活工資運動出現在工會衰落的時期，當時經濟增長未能「涓滴」惠及最弱勢的群體。
可以說，我們現在看到了類似的情況，考慮到企業利潤在大流行期間飆升，而工人卻在掙扎維持生計。
基本收入值得考慮
學術研究和政策實驗證明了基本收入模式的價值，它是將財富重新分配給被雇主排除在收益之外的工人的手段。
這樣的措施值得認真考慮，但它們也面臨著挑戰。 一個主要問題是工人經常被排除在這些決策過程之外，而這些政策依賴於民選官員來維持這些計劃。 例如，2018 年 7 月，道格·福特 （Doug Ford） 新當選的保守黨政府取消了安省的基本收入試點計劃，導致約 4,000 人沒有經濟支援。
另一個缺失的部分是工會和集體談判的作用。 美國和加拿大的星巴克員工一直站在食品服務（工會）認證運動的最前沿，這是有充分理由的。
加拿大的數據顯示，即使是工資較低的工人也能從工會中獲益，這體現在工資優勢以及醫療保健和帶薪休假等補充福利的保障上。 工人應該得到的不僅僅是每小時工資的增長。
最重要的是，在生活成本剝奪工資增長的時候，工會將工人置於運動的最前沿。 這很重要。 牙科護理和可得到托兒服務等聯邦計劃也有助於緩解生活成本危機。
因此，雖然我們應該慶祝最低工資的提高，但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工人在這個經濟中應該得到更多，而且這些立法增加並不是對抗貧困和不平等的靈丹妙藥。 隨著加拿大全國各地工資的上漲，我們應該做好準備，迎接商業遊說團體可預見的憤怒，這種憤怒通常伴隨著基本工資的增長而來。 但這不應該阻止工人要求他們應得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