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取更好的協議和更好的大學
安大略省高等教育部門工人的障礙和可能性
我（ Chris Little ）是多倫多約克大學加拿大公共雇員工會分會3903 （CUPE 3903 ）的普通成員，擔任助教。 我們最近一輪的談判和罷工行動凸顯了我們作為特定機構的工人，以及安省及其他地區的高等教育部門所面臨的一些挑戰。 特別是，大學作為工作場所的性質； 對大學中民主和「共治」的持續和愈演愈烈的攻擊； 在歷史性的生活成本危機中採取勞工行動； 以及這些問題以及這些問題提出的策略問題，以及更多的共同挑戰。
大學作為一個工作場所，在內部組織和建立力量方面面臨著特殊的挑戰。 首先，它在幾個方面相對分散。 也許很明顯，而且並不是大學特別獨有的，就實際而言，校園是巨大的，員工根據部門分佈在校園中。 暫時而言，高等教育工作者可能只在工作場所完成部分工作，主要是在他們有課程或其他預定任務時。 儘管這些任務通常需要親自到場（下面會有說明），但大學的勞動過程意味著他們很可能大部分時間都是自己工作——要麼是教學本身，要麼是與學生見面、批改作業和為未來課程做準備。
大學的性質
大學內部的組織活動也是在這些機構內部的民主進程不斷受到攻擊、任何真正的「共治」管理受到破壞，以及最終圍繞大學本身的性質展開鬥爭的背景下進行的。 一所大學是純粹為了滿足當今經濟需求而設計的資格認證工廠，還是主要培養（但重要的是不完全是）年輕人來發展他們的批判性思維能力的地方，並為與學位教育一起進行的更廣泛的研究工作提供命脈？ 前一個答案，在我看來，毫無疑問是大學管理部門在行動上（如果不是口頭上）所持有的立場，就是我們作為大學工作者游泳的水。 必須瞭解對更不穩定的大學教育工作者的不懈推動（因此似乎希望更平靜），以及這如何影響我們的合同談判。
正是在這場由政府發動並由政府支配的意識形態戰爭的陰影下，我們必須以最廣泛的形式看待關於工作條件的鬥爭。 我們必須認識到，對大學是什麼以及大學內部應該發生什麼的紀律攻擊——在當下最令人震驚的是支援巴勒斯坦解放的言論和行動的攻擊——是推動我們工資支票中小數點百分比爭吵的相同過程的一部分。
我們最近的合同鬥爭是在安大略省政府的 124 號法案（現在宣佈違憲，但值得一說的）的背景下進行的，該法案在生效期間將公共部門的工資增長限制在每年 1%。 這意味著我們也在努力收復上一份集體協定中的失地，在合同期限內兩位數的通貨膨脹和飆升的租金，我們特別感受到現實的殘酷。 對於我們的大多數成員來說，薪酬是最緊迫的問題，然而，在如此難以過上有尊嚴的日常生活時，動員罷工會帶來其自身的挑戰，以及這種生活條件所促使的任何明確目標也有挑戰。 在財務上已經接近崩潰，再加上我們全國工會每周少得可憐的 300 元罷工工資（與我們 2015 年罷工行動期間支付的工資相同），這意味著伴隨著採取勞工行動而來的恐懼是強烈的。
作為激進的工會成員，我們的一項關鍵任務是認識到這些因素的非常真實的影響，規劃和建立力量，以便在我們工作場所鬥爭的下一階段減輕並最終克服它們。 團結不穩定、分散和原子化的勞動力是可以做到的，正如本輪罷工行動所表明的那樣。 但是，要繼續增強我們的力量並下次變得更強大，我們需要將我們的鬥爭置於校園的圍牆之外。 這採取何種形式還有待商榷。
從某種意義上說，上述工作場所內部的原子化反映在我們作為一所大學勞動力的一部分進行談判，而不是校園裡的一個大工會，甚至整個行業的一個大工會一起談判。 雖然英國等地的經驗告訴我們，僅憑這一點並不能解決問題，但在我看來，很明顯，作為單一工人子集為一份為期三年的合同進行談判的狹隘關注對雇主有利，建立我們力量的道路必須在於拓寬我們作為工會的鬥爭視野——無論是在我們大學內外，還是在我們大學作為一個更廣泛的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