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少收入不平等是2021年頭等大事
自從COVID-19第一次把許多工人送到家裡的沙發和餐桌上以來，人們一直在談論我們大流行後工作場所會是什麼樣子，或者我們是否需要工作場所。
我不得不承認，我不太關心我們是否放棄冷水機。我寧願談談我們如何繼續少給薪水予重要工人， 而加拿大最富有的CEO卻在賺取創紀錄的收入。我們大流行後工作的夢想肯定是應該解決這種日益擴大的差距嗎？
就目前情況，對一線工人的尊嚴、保護和體面工資仍然是事後才想到的。每天，這些工人冒著生命危險運送我們的包裹，儲存我們的雜貨，照顧我們的長輩，他們的收入幾乎無法養活在我們這個昂貴的城市中的家庭。
對於加拿大一些大公司的高級領導人來說，情況就不一樣了。聯邦政府設立了加拿大緊急工資補貼（CEWS），打算讓受助人重新雇用工人，防止失業。然而，在12月下旬，據透露，這些資金中，大部分直接流向於高級管理人員和富有的股東。68家公司的CEO在獲得CEWS的同時賺到股息，他們獲得了大約3000萬元的股息。
眾所周知，COVID對收入不平等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工人階級家庭的債務負擔正在增加，收入在4萬至6萬元的家庭中，44%的家庭離破產還有200元或更少，而收入最高的加拿大人則以前所未有的水平儲蓄。加拿大另類政策中心 (Canadian 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ves) 在2020年1月的報告中說，加拿大100名最富裕的CEO在2018年的工資平均是收入最低的工人的227倍，到2020年1月2日早上10時，他們的收入將相當於加拿大普通工人全年的收入。
當領導人的收入比工人多幾百倍時，尤其是在全球危機期間，他們自信地用政府補貼來裝自己口袋，這是大錯特錯。
我們應該推動大膽的政策，促進任何公司最低收入工人的福祉和收入，最重要的是，這些政策不能被CEO們利用。我希望看到我們制定有針對性的干預措施，以支援低收入者，並懲罰企業過高的CEO與工人的工資比率。建立一個固定的工資增值率，其中CEO薪酬與最低薪酬員工的薪酬直接相關，將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此舉對工人和公司的健康和繁榮都產生了變革性的影響：2015年，西雅圖信用卡公司重力 (Gravity) 的CEO給予120名員工7萬美元的最低工資。為支付員工加薪，他自己減薪1百萬美元。自那時以來，他的公司的價值翻了一倍還多，但更有意義的指標體現在員工的福祉中。 他們能夠生孩子，購房並增加退休金。
我也在我自己的工作場所看到了這種影響。我在分享食物 (FoodShare) 工作期間，收入最低的工人的工資增加了29%，包括最近宣佈的所有員工加薪4%。短短幾年內，這一決定似乎對士氣產生了非常積極的影響。它使我們能夠招聘有才華的工作人員，這也是我們旨在重視每個人對工作的貢獻之一，這些貢獻植根於整個城市的糧食不安全和貧困挑戰之中。如果一個依賴於籌款的非盈利組織能夠做出這些改變，企業界也可以。
歸根結底，這些行動不應該依賴於CEO的仁慈，而應該依賴於進步的立法變革。大多數加拿大人同意，我們不能依靠個人的慈善本能來解決我們的集體問題，我同意。根據布羅德班 (Broadbent) 研究所的一項調查，89%的受訪者認為減少收入不平等應是政府的優先事項。鑒於我國「有」和「沒有」之間的差距迅速擴大，現在是採取行動的時候。
2020年是極具挑戰性的一年，特別是對於那些已經因種族主義和壓迫而變得脆弱的人，我們當然都渴望把過去的一年拋在腦後。但是，讓我們也選擇抛棄我國對工人剝削的依賴。
解決首席執行官薪酬與其最低薪工人之間日益擴大的差距，我們可以透過健康的工人和健康的經濟走出這一流行病，這是讓我們真正地團結在一起。
本文作者Paul Taylor曾任職FoodShare執行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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