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基本收入只是邁向平等經濟的第一步

藝術工作者經常生活在零散工作經濟系統下，他們只有完成工作才可獲得收入，也因如此，解釋了為何大部分藝術工作者都是日薪工作，或許間中會得到額外獎賞而已；故此藝術工作者都是領導零工工人，要求本國政府提供全民基本收入保障，即類似每個月讓他們有可靠生活補助，讓他們在接受散工時也可減少生活憂慮。

在美國，前朝多個政府鑑於意識形態考量，拒絕推行類似全民基本收入的措施，更形容任何政府支持此措施，等同「社會主義者」。這也是為何多年來，美國是全球工業國家當中，唯一一個沒有向市民提供全民醫療保健計劃的國家，直至前總統奧巴馬執政才見轉機。

現任總統拜登不單擴展醫保計劃，他所提出的美國拯救方案（America Rescue Plan），更是首個美國政策，將養育未成年子女的減稅額，轉換為每月對有未成年子女家庭的資助（即類似本國牛奶金）－－受惠家庭每月每名未成年子女，最多可獲300元直接金錢補助。與之前的「那位」不同，現任總統也聚焦於在疫情期間援助普羅百姓多於企業。他遊說國會向有需要家庭，發放食物、醫療服務機會及1400元生活補助。

在去年美國總統大選後的6個月，拜登受歡迎程度更甚，民調顯示其支持度較當時上升近10%，由51%升至59%；雖然美國民主黨總統初選其中一名參選人－華裔商人楊安澤（Andrew Yang）在總統初選中敗陣，但其有關設立全民基本收入的政綱，卻深受民眾歡迎；在去年8月的公眾意見調查，顯示大部分美國市民支持全民基本收入。

但另一方面，美國一些有色人種社區對提倡全民基本收入運動，甚至對賠償奴隸制度有所保留。 他們要求應引入保護措施，阻止一切具破壞性的權衡狀況。 滾石雜誌的Jamil Smith 接受 Real Time 問時說：「我寧願有普及化服務，總好過在郵箱中見到一張百萬元支票。 」他的評論有道理，尤其美國醫保與就業息息相關，美國醫院收費平均每天超過2600元。

此外，根據美國智庫Pew研究中心於2012年的報告指出，由於古老住屋與規劃附例，使大部分美國城市仍停留在深層懸殊下，經濟分野（最富有至最貧窮）實際上正在增加。

位於城市的有色人種社區人士，被迫擠在質量差劣的學校、醫療服務與其他服務；在美國不安全食水是全國問題，雖然郊區最易身受其害，不過在市區如密歇根州、紐約市及Flint地區等，不潔食水導致嚴重健康問題。據美國水質聯盟表示，美國約4400萬人所飲用之食水，違反美國安全飲用水法例標準。

另一個提倡全民基本收入之動力，是大部分勞工工資，自1980年以來都停滯不前，美國參議員羅倫（Elizabeth Warren）與其同僚統計得出，在過去40年，賺錢最多的1%人士，因工業自動化與生產力提高，而獲得最可觀的收入升幅。自朗奴列根擔任總統起，全球化與反工會運動，將車間工人薪金壓到最低。

2018年經濟政策研究所報告指：「美國43個州份與哥倫比亞地區，由2009年至2015年期間，收入最高的1%人士，財富增長速度遠超底層99%人士。在9個州份當中，最高收

入的1%，佔據超過一半的整體收入增長。」2015年全國統計，最高收入的1%家庭，平均而言，較底層99%家庭收入，多出26.3倍。

該報告同時表示：「整體而言，2015年美國最高收入的1%人口，獲取全民整體收入的22.03%，此比例較1928年高峰23.9%，少1.9%而已（一年後的1929年股市大瀉）。」

研究社會不平等議題團體Inequality.org指出：「依據加州大學帕克萊分校經濟學家Emmanuel Saez的數據分析形容，收入差距在美國是非常明顯；美國收入最高的10%人士，他們的收入較底層90%，平均多出9倍。」

「美國社會當中收入最高的1%，他們的平均收入，竟多出底層90%人均收入，達到39倍；最高收入的0.1%人士，他們平均收入更多出底層90%人士，超過196倍。」

2020年美國智庫Pew研究中心一份報告闡釋：

「美國社會的經濟不平等情況愈趨嚴重，與多個因素有關，包括：科技轉變、全球化、工會沒落及最低工資價值遭侵蝕；不論原因如何，自1980年起社會上不平等狀況持續加劇，已引起社會大眾、研究者、決策者及政界人士之關注。」

加國會議局於2010年指出全球經濟不平等正在增加。在加國國內最富有的20%人士，他們佔全國整體收入，由36.5%升至39.1%。從分佈圖表顯示，最富有的收入群組，享有加國經濟的最大比例，即全國整體收入的39.2%。

加國專業特許會計師協會（CPAC）報告亦發現，在加國大城市的收入不平等情況尤其嚴重。在過去數十年，加國另類政策研究中心定時匯報，與種族與性別的長久持續不平等，沒有太大改變過。

美國總統拜登一直認為：「工會之存在創造中產階層。」大部分歷史學家都同意此說法；相反，經濟政策研究會總結現時狀況如下：

「美國不平等的基本事實是，在過去40年的大部分時期，廣為人知地除了高薪僱員之外，其餘工人的工資都停滯不前，較少人提及工會沒落是構成上述情況其中一個因素。在1979年至2019年之間，為集體談判權涵蓋的勞工人數，由27%下跌至只有11.6%，這表示得到工會覆蓋的勞工比例，還少於40年前的一半。」

「研究顯示過去一段時期的去工會化措施，導致大量不平等事例加劇，當中女性涉遭不平等對待約佔13至20%，男性則佔33至37%；若以該比例對照全年收入數據顯示，勞工者每年損失2000億元，這是在過去40年工會逐漸被侵蝕的結果－－而勞工階層所損失的金錢，則被分配到富有階層的口袋內。」

理論上，若實行全民基本收入，將會是斬掉構成性別與種族不平等、財政與社會不公死結的寶劍；理論上，若有全民基本收入，女性將更容易獲得工資平等，而有色人種同伴，就有資源生活在安全及便利的社區。勞工能更勇於組織工會，原因是他們即使沒有工作，也因有全民基本收入而繼續生存。勞工家庭即使失去工作，也有能力購買其醫療保險或投入學習。

然而若「全民基本收入」措施處理不當，很可能會成為僱主手上的補貼工具，令致更多本來是全職僱員，被僱主轉為更多零散工人。富有收入家庭仍可以得到優質教育機會。保守團體仍嘗試限制他人避孕、墮胎與變更性別，但現時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卻沒有提出任何方法解決最迫切的氣候變化議案。

全民基本收入能賦予弱勢社區強而有力的槓桿效用，以實現真正與有意義的平等，容許弱勢社群追求安全感、藝術與政治激情，但單靠普遍基本收入並不足夠。我們要確保所有進步人士的建議的一籃子方案，如：安全、平等、可持續性、優質醫療保障與教育，都得以實踐與繼續前行。

閱讀英文原文：rabble.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