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車司機存在的真正問題

真正的卡車司機面臨著許多挑戰。 他們受到雇主、托運人和政府的不公平對待。

有據可查的是，渥太華的「卡車司機抗議活動」與卡車運輸幾乎沒有關係。車隊中的大多數車輛都不是卡車。抗議活動中的大多數人都不是卡車司機。召集人的大多數要求（從反對所有COVID-19防疫限制到取消加拿大民選政府）與卡車運輸無關。

同時，真正的卡車司機正在繼續業務，遵守每天監管其行業的數十項政府規則。需要雙重疫苗接種才能穿越加拿大與美國沒有檢疫的邊境只是這些規則之一。行業專家表示，90%的卡車司機接種了疫苗（與我們其他人大致相同）。

卡車運輸與這次抗議活動之間模糊的聯繫，並沒有阻止右翼政客援引「辛勤工作的卡車司機」的粗獷形象，作為他們與極端主義調情的便捷道具。愛琳·奧圖爾（Erin O’Toole）和傑森·肯尼 （Jason Kenney）興高采烈地談到了司機的奉獻精神和勇氣（它沒有拯救奧圖爾，也可能不會拯救肯尼）。薩斯喀徹溫省（Saskatchewan）省長斯科特·莫伊（Scott Moe）尤其無恥：儘管薩斯喀徹溫省的COVID-19住院率是最嚴重的省份之一，但向卡車司機發出了一封虛假的「感謝信」，只是為了取消更多COVID限制的噱頭。

真正的卡車司機面臨著許多挑戰。他們受到雇主，托運人和政府的不公平對待。即使明天取消跨境疫苗授權（這不會），所有這些挑戰仍將存在。也許所有這些對卡車司機的關注，將轉化為對認識和關注他們每天遭受的剝削。但不要等待保守派政客對此做任何事情。

加拿大有超過20萬名貨運卡車司機。基本工資很低：每小時約25元。但工作時間很長（比全國平均水準高出20%），條件艱苦。包括卡車司機（以及其他重型設備操作員）在內的職業類別每年經歷2萬5千起工傷索賠和100多人死亡。背部問題、疲勞、家庭壓力和孤獨感使工作變得更加困難。

如果政客們真的想提供幫助，那麼明顯有方法來改革這個行業，這樣卡車司機就可以在安全和可忍受的條件下過上體面的生活。

安全性：從理論上講，駕駛時間有法規的上限，以減輕疲勞，但這些規則執行不力，僅適用於重型長途工作（不是區域和送貨卡車）。安全規則應更全面、更好地執行。卡車司機在面對危險情況時需要獲得更好的培訓，以及保密的「免費報復」(reprisal-free) 代表。

錯誤分類：早在Uber之前，卡車運輸就是一個「零工」行業。託運人或經紀人要求業主-操作員承擔所有資本和運營費用，有時操縱卡車司機的真實身份。扣除這些費用後，每次裝載的付款甚至可能達不到最低工資。業主-操作員應被覆蓋適用於受薪雇員的相同標準（包括最低工資、最長工時、CPP等）。至關重要的是，最低運費必須設定在可以驗證這些標準的水準。

休息站：多年來，卡車司機一直要求更多更好的地方安全地停車休息和過夜停車：提供更好的設施，便利設施和防盜監控。甚至連洗手間也很難找到——這對女性司機來說是一個特別的問題（如果為她們提供尊重的工作條件，她們可以解決該行業的工作力短缺問題）。

監控：對政府疫苗強制感到擔憂的狂熱分子，對雇主使用電子監控、監視，對司機績效進行微觀管理的邪惡方式卻奇怪地保持沉默。在強烈的隱私和工作安全權利下，雇主應被禁止濫用GPS系統，駕駛室內攝像頭和時間監控。

行業標準：阻止卡車司機工資和工況逐底競爭的最佳方法是，建立適用於整個行業的體面、安全的標準，創造一個所有競爭對手都必須尊重的公平競爭環境。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卑詩省使用的系統，以有效管理該省海港的卡車運輸。

這些改革將具體改善真正的卡車司機的生活。但它們需要監管、公共投資和工會——所有這些都是保守派所憎恨的。當工作和薪酬受到威脅時，右翼政客將比上週末在國會山時更加不引人注目。他們試圖在細條紋西裝上縫製一個藍領，但不要搞錯：他們每次都會更喜歡生意而不是卡車司機。

作者：溫哥華未來工作中心主任吉姆·斯坦福（Jim Stanford）是《多倫多星報》的自由撰稿人。

來源：Toronto St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