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程式能否替代工會？深度統籌組織戰勝數碼干預

試想想: 如果科技企業家們不單視工會為他們剝削工人的障礙，而視之為具潛力勞工新市場，那會怎麼樣？

在風險資本家的推手下，手機程式服務如Uber、Lyft、DoorDash及Instacart等，已快速成為都市運輸與外賣餐飲的主要「玩家」；這類程式服務利用無縫與易於使用的服務，顛覆原本的訂單模式。

事實上，手機程式服務公司的商業運作，與創新科技關係不大，卻與逃避相關監管及如何提高市場份額有關；雖然Uber每年虧蝕數以十億元，但其支持者深信此應用程式，遲早會成為運輸與送餐市場主導，令這些對其信心十足有耐性雄厚財力的投資者願續押注。

去年底提供零工經濟與就業市場之公司，斥資2億美元，支持美國加州將轄下司機與送餐員等零工，列作獨立承包商，抵銷零工工人權利；但同樣的司法覆核在英國沒有成功，英國最高法院裁定，程式送件與送餐司機們，應享有最低工資與法定假期工資等勞工保障。

然而今年3月Uber等程式應用公司，宣布會極力遊說加國各省府，實施如美國加州的法例，令致本國零工工人對其做法感憤怒且堅決反抗。

機會與威脅 根據英國貿易工會議會（Trades Union Congress）報告，勞工運動很可能「受到這類新興具破壞力的市場影響」；今年較早時，英國貿易工會議會進一步提及，具破壞力的創新技術改變工作實況，但工會對此轉變反應遲緩，上述警告不單對英國勞工，對加國及美國勞工界亦然。

如果工會不能向員工提供一個「超越工會僅是一種服務」的願景－即勞工只視工會為相當被動的保險而已－長此下去，現今或未來的工會成員，便容易被另一形式的替代方案所吸引。

工會其實可透過打破現今由上而下的「商業工會主義」，此種以服務為主導的模式，往往只限制於服務現有工會成員的薪酬與福利方面，工會成員很少有機會參與有意義的工會服務；工會職能愈來愈集中於組織內專業人士與一小撮民選領袖手中。

工會必須向成員們提供一個令他們信服的願景，如何為工會成員建立力量，例如：高參與度、由工人主導的勞工活動、為共同利益去談判，以及投資組織一些未被組織起來的勞工們，這必須發展具效益數碼策略。

以數碼化為先的組織體驗

「工會世界」當中的數碼化顛覆思維，並不單單是試驗性想法；近期專門為勞工運動提供軟件服務產品的參與者，提議應淘汰「代理人」做法。

對勞工議題滿有熱誠的美國麻省理工畢業生韋特（James White）認為，現今的工會工作及活動等，均需更數碼化及活用資訊科技；雖然開發與工會有關的手機程式仍在極初步階段，但韋特告知雜誌《Our Times》，他們現正在一些員工人數少於200人的公司，測試名為「Unit」的勞工軟件系統，如統籌與協助員工簽電子工會會員卡。透過這些實用測試，可重新校定此軟件系統可行性。

過往公司員工要組織工會，往往受到反工會的雇主企業與政客所左右，令員工成立受法例確認的工會時困難重重，員工們於投票應否成立工會過程中，也不時遭到反對工會的雇主企業打壓，例如：舉辦強制員工出席的反工會會議、透過威嚇與不法行徑脅迫員工，這些雇主更會對員工投票成立工會議決提出法律挑戰。

雖然運作順暢且以數碼為先的程式系統，可令成立工會認證工作更容易，但也因這樣使勞工們對隨之而來、無可避免的勞資爭執疏於準備；如果勞工們靠網絡群組聊天與簽署電子工會會員卡，勞工們易於缺乏集體談判的實戰能力，這種能力是讓勞工們改變職場與勝出這類戰鬥的落腳點。

談判幾乎不可能會「彼此真誠」地解決問題，原因是大部分雇主無意聽從員工指示去做；這是為何不單要成立工會，而是透過這些為勞工建立力量，確保將來有強壯的議價能力。

開發工會軟件程式的韋特表示，逐漸見到勞工們使用成立工會之軟件程式，但與此同時也需要實體組織者與員工們接觸，雙管齊下方式使成立工會及後續工作更良好。

出乎意料地任職藍領工作的勞工們，較從事資訊科技等專業人士，對成立工會軟件程式更感興趣，根據勞工們給予的意見，韋特會為該軟件程式加入更多功能，如容許員工們成立民調投票與論壇。

數碼突襲？

不過將組織工會數碼化的缺點，是不少透過程式組成的工會其實屬「偽工會」，他們大多數由右翼組織發起，如闡明工會領導層對勞工狀況缺乏反應與問責，這些「偽工會」招攬會員時，強調其會費較低，極少參與政治及獨立於廣泛的工會團體。 例如：近期新組成、多倫多醫院醫療工會National Organized Workers Union (NOWU) ，由前SEIU工會成員創立，標榜「低工會費」，會員有更大程度的「控制與選擇權」及因其獨立性而不會浪費成員費用等。

工會應用程式Unit強調，透過該程式成立的工會，會費比率為0.8%，遠低於平均水平，原因是這不屬於大型工會組織所管理，故毋須撥出任何資源予政治活動。

「Unit of Work」應用程式所成立的工會組織，成員可隨時投票增加會費，以應付會內核心服務與活動需要；該程式創立及倡議人韋特強調，參與的成員工人可隨時離開這由應用程式組成的工會，改為參與傳統模式工會。

應用程式Unit雖已移離削弱傳統工會力量的信息，但一些企業仍利用此應用程式攻擊傳統工會，如零工商業公司就擅於通過一種名為「喚醒」的市場策略，掩飾其侵蝕勞工標準之目的，這種市場策略以婦女及少數族裔工人為目標。

迎合不斷上升的期望

在加拿大，亞省省長康尼正企圖複製此一模式，欲區分工人在工作場所內外的言論，目的是減低勞工階層人士改善生活的影響力；工會運動取得成功，往往是成員集體支持所致，工會成員除關注職場問題外，更廣泛地是對社會議題之關注，如：#MeToo、Black Lives Matter及Idle No More運動。「最低工資15元與公平運動」更將工會成員與非工會成員連結一起；康尼欲限制這類維權活動，正正顯示出其凝聚力。

工會有必要容許成員具選擇的彈性，這類工會應用程式需協助現有工會發展符合不同成員要求的新模式。

工會代表加倍而非科技？

透過協商設計過程後，工會內部對談由「我們如何解決目前狀況」轉換為「我們如何藉加強職場工會代表改善工會成員數據」這種更以人為本的方略，使工會成員與其幹事之間，建立具潛質的接觸點。

獲邀從事工會應用程式產品開發的摩根（Eth Morgan）及基德菲特（John Chadfield ）表示：「工會代表早已知悉在其職場內發生何事，誰是新入職員工，誰將很快離職。用最簡單直接方法，將工會成員與敬業樂業的工會服務團隊聯繫起來，配以現今網絡技術將他們聯結，而非用以取代人的網路領域。」他們同時指出，工會代表可以利用新科技的數據分析，實現增加成員參與度的目標。

他們形容有些工會以集中會員資源中心，作為主要聯絡點，然而將工會本身的文化認知去掉，只會對成員們更不利。工作吃力不討好的工會幹事，往往是本地工會的心臟與靈魂。摩根與基德菲特建議他們之合作伙伴，應先測試最簡單的解決方案，分擔繁忙的工會幹事們的事務。然而這種解決方案，必須與工會核心價值一致，切勿將之政治化，必須以工人利益為先。

摩根補充說：「工會並非一盤生意，也不該以生意邏輯營運工會。生意是以統一標準與自動化運作，如果客戶想要同一產品，大批生產便可，也可以使用自動付款處以節省員工成本。」他指出工會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是不能以統一準則處理。

即使科技工業事事以利潤為先，但他們認為應用程式技術，可令工會工作更具效率，尤其是利用科技從事行政工作，但與工會成員接觸依舊使用紙筆紀錄的人與人接觸；摩根與基德菲特深信工會需在透過網絡接觸工人方面下更多工夫，以便在籌組工會活動時更善用數碼策略。

如果工會努力地去應用數碼科技，效果是可以爆發力驚人。例如在2018年約克大學教育工作人員罷工期間，「第8條糾察線」發揮了重要作用，當時大學有7度由成員身體力行組成的糾察線，第8條糾察線意指利用數碼科技設立的糾察線，第8糾察線讓更多不能親到現場打氣的工會成員，如傷健成員等，可以透過數碼技術參與罷工。

這些透過數碼科技參與約大罷工的成員們，在約大罷工取得勝利的道路上發揮極大作用，他們主導了工會的社交媒體活動；當約大校方欲強行推確認合約投票，以結束員工罷工時，第8糾察線的成員透過電話攻勢，向數以千計成員致電，與成員們直接對話與遊說，令校方不能得逞。

勞工運動的網絡歡迎墊 Coworker.org是由前工會成員建立的網站，該網站表面上看來似是一個網上簽名運動網站，實際上他是支援沒有工會幫助的工人，成立網絡平台加強他們集體利益聲音。受雇於Uber、Starbucks及超市連鎖店Publix的員工，透過使用Coworker爭取員工利益，如成功推翻Starbucks政策不准員工紋身與染髮的無理規定、迫使Publix取消禁止員工留鬍子，以及成功令Uber增加應用程式內貼士選項。

經過相關的網上簽名運動，支持者繼續關注網站提出之勞工議題，方便了職場工運統籌者未來的勞工維權活動。此開啟了新機遇：工會領袖可運用網站向成員進行民調，就職場安全與員工士氣等方面，反駁資方謬誤。 Coworker.org共同創辦人米娜（Michelle Miller）期望這類新網絡能埋下種子，協助工會做深耕細作的組織工作。她於今春的一次視像會議內稱，該網站理念並不是宣傳數碼科技有超然功效，而是視此為另一種途徑與平台，令工會組織工作變得更順暢及普及。

她說：「利用網絡可在創造大型工會運動變得更方便，在現時的經濟環境的轉變，傳統及貼地的組織工作固然重要，網上組織亦愈見有影響力。」

她補充說：「當然使用社交平台必須小心謹慎，必須要為有色人種與婦女工人，維繫一個安全空間，讓他們無顧慮地組織維權活動。」她續說：「基本上如果我們將網上空間，視為給予人們提出訴求，以及協助組織的空間，它就是一種能建立具活力勞工運動的工具，也使更多人能參與，使工運取得成功。」

疫情期間與後續的組織性

新冠肺炎肆虐，網上組織活動漸變重要；自去年3月起有超過250個新勞工活運，主要聚焦於與疫情下的職場問題，超過30萬名參與者是透過Coworker參與相關勞工活動。

安省荷頓區學前兒童教育工會統籌者Aminah Sheikh提到，疫情下工作環境岌岌可危的學前兒童教育從業員，想表達他們在工作場所的憂慮，卻因疫情而不知怎做。當工會組織者透過視像會議測試會員水溫後，發現會員參與度空前成功，她確信成員支持正不斷增加。

勞工們疫下雖要保持人與人之間的身體距離，但卻可透過網絡建立深厚關係，工會更重視打電話予每名成員，向尚未作出決定的成員進行遊說，或透過網上大型會議增加團結感。荷頓區學前教育工作者工會早前透過網上投票方式，獲得99%成員支持，即127票中有126票支持，將上述工會併入安省小學教師工會內。

Aminah Sheikh正籌組的工會事務與Brantford區學前教育工作者有關，此工作較荷頓區的工會更艱巨，因這是她首次僅通過網絡與數碼登記會員卡成員遊說的活動。雖然Brantford區學前教育工作者工會，規模是荷頓區學前教育人員工會的三分之一，但她卻指現在與會員透過網絡建立關係上非常困難，尤其在疫情爆發後的3個月，原因是不少員工已尋找其他工作應付日常生活開銷。

雖然Brantford區學前教育工作者工會以大比數勝出投票，但Sheikh坦言根據她的經驗，要透過數碼科技組織投票，必須要工會與成員均在網絡有緊密互動。她提到：「投票當天我們仍需致電會員們記得投票，這只有24小時讓我們盡力拉票，然而會員們非常繁忙，或未必能頻繁地檢視電郵；有些會員則對科技不太了解；有些成員難以登上互聯網或沒有藉得依靠的網絡。」她舉例說曾接到一名會員求助，指他的工作用電郵遭暫停使用，工會得悉後協助其恢復此電郵可使用。

她續說：「我不認為一個應用程式可以代替現時的工會工作，始終我們都是人類，會員們仍傾向由人一對一地向他們解釋疑慮。」

具效率的網絡統籌工作，旨在深化與擴闊工會內外聯繫，更重要的是擴大集體行動能力，其重點並非要將工會形象現代化，或者購買價格高昂軟件，令工會營運變得商業化；不論如何演譯，將工會商業化對工運來說肯定是死路一條，但工會不能過於保守封閉，以「自我保護」心態應付新一輪的緊縮措施。

在現時的競爭中，工會或許會赫然發現，其他人竟可透過科技，更快、更好及更相宜地，做到工會一直做的工作。

正如科技人員摩根及基德菲特說法：「科技可用於增強人際網絡，而不是取代人際網絡。由工人主導的組織，才是最大的力量泉源，也可作為區分工會運作模式，與企業由上而下模式間的不同。」故此如果工會想創新，就必須在特有的民主與平等文化基礎上再接再厲。

閱讀英文原文： Could An App Replace Your Union? – Our Times Magaz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