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工會站穩腳跟，獲得第一份合同
在沒有合同的兩年後，加拿大國家觀察員的工會員工與管理層達成了第一份集體協議，延續了新媒體記者在工作場所組織工會的趨勢。
根據加拿大媒體協會（Canadian Media Guild, CMG）、國家觀察員工會和管理層6月21日的聯合新聞稿，這份為期五年的合同為大多數員工提供了即時加薪，公司貢獻的退休金計劃，設備和費用津貼，加班費和每年3%的加薪。
「我們現在被視為為數不多的媒體初創企業之一 ，甚至是小型企業 ， 能為我們的員工提供這種水準的福利，我們很高興能夠引領潮流，」國家觀察員首席執行長兼總編輯琳達·所羅門-伍德（Linda Solomon-Wood）說，她於2015年創立了該媒體。
CMG主席卡梅爾·史密斯（Carmel Smyth）表示，她期待「為所有人建立一個尊重和公平的工作場所」。
「經過兩年的會談，其中大部分是在大流行期間，我們都很高興達成了一項公平的協議。在此過程中，所有工會成員都聚集在一起，加拿大媒體協會的代表的支援非常寶貴，」史密斯說。
《國家觀察員》報導多倫多青年問題的記者摩根·夏普（Morgan Sharp）告訴 Rankandfile.ca，該協議是在「比預期更長的過程」之後獲得一致確認的。
夏普說：「在《國家觀察員》年輕時就開始工作的人提升了加拿大氣候報導的藝術，而那些留下來的人應該得到這次協議提供的所有好處。」
《國家觀察員》的工會運動是近年來新媒體記者聯合起來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和薪酬的更普遍廣模式的一部分。
PressProgress試圖實踐它所宣揚的
對於PressProgress來說，組織工人相對來說相對輕鬆，因為這個進步的在線媒體的社論毫不掩飾地支持勞工的傾向。
PressProgress由非營利性的Broadbent Institute運營，其工作人員在PressProgress開始擴張時追求全組織範圍的工會運動。
Broadbent Institute於2011年成立，是進步智囊團，並於2013年成立了PressProgress作為其新聞媒體。當時，盧克·勒布倫（Luke LeBrun）是唯一的員工。2015年，它增加了另一名員工盧克·薩維奇（Luke Savage），他現在是Jacobin的特約撰稿人。
2017年，Broadbent員工加入工會，勒布倫和薩維奇簽署了工會卡。這發生在Broadbent聘請了兩名記者報導艾伯塔省和卑詩省的政治時，他們是合同工，因此不是集體協議的一部分。
勒布倫認為，「創業文化」是Broadbent在員工工會化方面相對緩慢的原因。「在早期，我們正試圖建立一個組織，但你在財務方面有所限制，不確定你是否有長期可持續的資金，」勒布倫告訴 Rankandfile.ca。
「我也在嘗試新事物。一開始，沒有人真正確定PressProgress是否會長期活下來。」
他說，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每個人在早期都在盡最大努力讓事情繼續下去。但是，一旦該組織發展到足夠的程度，其員工就會尋求「集合他們的權力和他們的代理權，以確保我們有解決勞工問題和員工問題的結構。
經過幾個月的談判，Broadbent工會於2018年初確認了第一份集體協議，勒布倫是談判團隊成員。
PressProgress的工作人員現在包括勒布倫和其他四名全職記者，這表明為工人提供更好的條件完全不是增長的障礙。
「重要的是要實踐你所宣揚的，」勒布倫說。「這使我們的新聞機構更強大，當然，我們擁有專門的全職記者，而不僅僅是依靠一批自由職業者和承包商等，特別是因為允許他們增進知識並建立他們所報導的東西的專業知識。」
Canadaland的精疲力竭
Canadaland開始是記者和創始人傑西·布朗（Jesse Brown）的獨立播客，但已經擴展成為播客網路和新聞媒體，雇用了大約十幾名員工。
下議院（Commons）播客主持人、工會管事阿希·曼恩（Arshy Mann）回憶起2019年9月左右開始的工會運動，其動機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其他地方工會化的相同力量的推動，希望工人有一個集體管道來解決他們的工作場所問題。
在Canadaland ，特別是過度勞累和高員工流動率是關鍵問題，曼恩告訴 Rankandfile.ca。
「人們有很多不同的角色。事情可能會改變。沒有太多的結構。通常，員工和工人首當其衝。多年來，我們在公司有很多人事變更。沒有多少人會呆很長時間，我們想解決這個問題，」他說。
工會運動始於一場在Slack上沒有管理人員的聊天，同事們會互相傾訴他們對工作場所的擔憂。
「我們意識到，我們中的許多人都經歷了很多同樣的事情。真正開始的是，當我們意識到這些不是孤立的問題或我們中的一個人所特有的，但這是影響我們所有人的事情，工會集體談判既能給我們更多的發言權，又希望為這家仍然非常年輕的公司提供更多的結構，」曼恩說。
管理層支持2020年夏季的工會認證過程。「是什麼讓你花了這麼長時間？」曼恩回憶起布朗開玩笑地說。
然而，談判自然更具爭議性，但產生了Canadaland 工會的首份集體談判協議，該協議經過大約一年的談判後於2022年初簽署。
曼恩稱，在大流行高峰期，必需在Zoom上談判是「一個特殊的地獄」。
「一旦我們能夠親自到場，我們就能更快地解決問題，」他補充說。
在協議中，工會能夠爭取得更多的假期，分享公司從工人智慧財產權獲得的收益，並為一些被錯誤歸類為自由職業者的工人提供正常的雇員身分。
曼恩指出，自協議獲得確以來， Canadaland的員工流動率有所下降。
最終，由工人來執行他們的協議。管理層不會這樣做。對於一小群不一定有時間確保管理層遵守集體協定的員工來說，這始終是一個挑戰。
但是，曼恩在Canadaland 成功的工會運動為其他媒體創業公司樹立了先例，這些初創公司的人員很少，但他們希望進行集體談判。
「這仍然很艱難，但我認為工會中沒有人後悔我們加入工會，」他說。「我們是提高了彼此之間的團結程度。」
作者
Jeremy Appel is an Alberta-based freelance journalist and a regular contributor to Rankandfile.ca, including special coverage of Cargill-UFCW bargaining in 2021. Check out Jeremy’s reporting at The Orchard.
原文連接：Rankandfile.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