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安省其它城市相比，多倫多是否應該提高其城市最低工資？

這是一個關於兩座城市的比較：根據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公司的調查統計顯示，在溫莎，一棟獨立住宅的平均價格是335,590加元，而在多倫多，這樣一棟住宅的價格則是835,000加元。

這樣的對比體現了一個安省居民衆所周知的現象：在安省，不同地區的居民所需要的生活成本相差極大。

儘管如此，安省的最低工資卻是沒有地區差別的，全省最低工資標準都是每小時11加元。由於多倫多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工資的低廉和房價的飛漲，一部份經濟學家和政策研究者開始提出，在生活成本較高的城市，僱主應該給予工人更高的工資報酬。

“不同地區的生活成本差距是非常大的，我們可以根據不同地區的生活成本來制定當地的最低工資。”多倫多大學羅特曼管理學院馬丁經濟研究所的Richard Florida，“如果你在一個生活成本相對較低的城市從事服務工作，你的生活會相對更加輕鬆。”

儘管這種提議在加拿大還相對較新，但是許多美國城市已經在幾年前開始施行不同地區不同最低工資的政策了。今年11月初，舊金山也通過投票確定了當地每小時15美元的最低工資。

“今年，這樣的計劃在美國開始全面推廣了”Paul Sonn，一名紐約─全美就業法律項目的負責人如實說，“這很令人振奮，城市終於能夠在應對不平等的問題中發揮主流作用。”

在美國，僅2014年一年已經有10個地區政府設立了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從拉斯克魯塞斯、新墨西哥的每小時10美元到舊金山、西雅圖的每小時15美元不等。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勞動研究與教育中心的負責人Ken Jacobs表示：在一些城市里，僱主的財富過於集中，工人卻相對貧窮，這些城市有能力自然地調高最低工資。儘管如此，低收入的工作在北美眾多城市中仍然存在，并以服務業中的星巴克，Gap及酒店員工為代表。

“不同城市設立適合它們自己的最低工資標準是有邏輯依據的。考慮到一些城市較高的生活成本和較為集中的財富，這些城市的僱主有更大的需求，也有能力向工人支付更高的最低工資。”Jacobs說。

提高多倫多地區最低工資標準的想法是成熟的。據估計，大約有20萬多倫多居民的工資為省里規定的最低工資──每小時11加元。他們分散地居住在這座城市裡，Florida和他的同事們發現在多倫多近郊──士嘉堡北部和怡陶碧谷北部，大約有50％的工人從事于服務業，是多倫多低收入群體的主要組成部份。
多倫多的生活成本也出奇的昂貴。根據加拿大政策選擇研究中心的估計，一個四口之家在多倫多生活一年的成本大約是57,400加元。如果他們租房子，且父母都有一份全職工作，想要支撐這樣昂貴的生活成本，他們每小時的工資需要不低於16.60加元。這項研究是在2008年進行的，而現在多倫多的生活成本應該比當時更高。

當然，本地企業總是反對最低工資的提高。一些人表示，從城市一級來看，提高最低工資所要承擔的風險似乎很高。他們質疑，這些企業難道不會為了逃避最低工資的增長而將公司轉移嗎？例如，在怡陶碧谷西部的沃爾瑪就不能將超市搬去密西沙加，以此來逃避最低工資的提高嗎？

伯克利大學的Ken Jacobs表示，這樣的現象是不會發生的。企業的發展，尤其是咖啡館，服裝店和酒店等企業與它所處的地理位置有著緊密的聯繫。如果一個人經常在Front St的Chipotle購買墨西哥捲餅，他也不會因為這家店的遷移而開車去905購買它的。

“餐館的成功秘訣在於它所處的地理位置”Jacobs說，“房地產也是如此，甚至聯繫更為緊密。餐館是不會為了規避最低工資的增長而放棄一個優越的地理位置的。在舊金山和新墨西哥州的聖菲──兩個率先獨立提高最低工資的美國城市，學者們並沒有發現最低工資的增長對於就業的不利影響。”

美國許多城市現在面臨的最大障礙是缺少地方勞動政策的授權許可，這種權力往往掌握在州一級政府的手中。

來自加拿大政策選擇研究中心的經濟學家Sheila Block指出，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多倫多市得到安省政府授予的特權設立自己的最低工資前景雖然困難，但在技術層面上是可行的。“城市是省的組成部份，從本質上來講，城市擁有省給予它們的一切權力。”

紐約市現在正在為了這種權力的下放和州議會進行談判。紐約市長Bill de Blasio希望得到提高紐約市最低工資的權力，州長Andrew Cuomo也曾經暗示他可能會允許生活成本較高的城市在現有州最低工資的基礎上提高30％本市最低工資。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協議達成。

儘管美國已經就這一問題採取了一系列行動，加拿大仍然對此沒有什麼大的動作。“我必須承認，我還沒有想過在加拿大範圍內實行不同城市不同最低工資”加拿大最大私營企業工會Unifor的經濟學家Jim Standford說，“我甚至沒有在加拿大發現就這一問題而進行的認真討論。”他表示，現階段省內的政策對於解決城市貧困的現狀是遠遠不夠的。

“我認為值得指出的是，現在安省的最低工資標準仍然使許多居住在大城市的工人們在城市貧困線以下苦苦掙扎。”

（作者：Eric Andrew-Gee 翻譯：Grace G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