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運動對加工作場所有積極作用
哈威•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等備受矚目的性騷擾案件，促使加拿大雇主在預防方面採取更多措施。
專家說，備受矚目的性騷擾案件，促使加拿大雇主採取更多措施，防止工作場所的虐待行為，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當十多名女性從2017年末開始站出來，指控遭受前電影大亨哈威•溫斯坦性侵犯時，它引發了#MeToo運動，促使好萊塢審查工作場所內外在這個問題上的記錄。
兩年多後，溫斯坦面臨包括強姦和欺負弱小的性侵犯在內的五項指控的審判，#MeToo暴露工作場所「猖獗的」性騷擾，成為變革的催化劑。
旨在推動女性擔任領導角色的全球性非盈利組織，Catalyst 加拿大執行董事譚雅•范•比森（Tanya van Biesen）說，#MeToo提高了人們對加拿大工作場所性騷擾的意識和討論水平。這場運動也讓許多以前沒有機會被聽到的人發出聲音。
工作場所性騷擾和性侵犯問題諮詢是 Catalyst 工作的一部分。她說：「我們接觸許多組織的經驗是，他們非常認真地對待 (#MeToo)，他們在更新其政策和流程方面做了正確的事情，並確保為其員工提供適當的報告、調查和支援機制。高級管理層、董事會都討論這個問題。」
但比森說，目前還不知道最近對這一問題的關注，是否為女性提供了更好的工作場所。
她表示：「我們沒有經驗證據表明，有實質性的行為變化。#MeToo運動無疑有積極作用，但實際的行為和文化改變仍有待觀察。說實話，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發生事情。」 加拿大統計局的一份報告發現，根據2016年（最近一年）的資料，4%的女性報告說，她們在過去12個月中在工作中遭受過性騷擾。
這些案件大多不會像溫斯坦等名人案件，或成為引人注目的和解協定，那樣受到關注，包括加拿大皇家騎警在2019年同意，向在過去45年裡在非員警崗位上為部隊工作的婦女支付1億元。
以莎拉 (Sarah) 為例（CBC新聞沒有使用她的真名）。莎拉 以前是一名 IT 系統分析師，她因在工作場所遭受性騷擾而患上抑鬱症和焦慮症，因此正在長期休假。
莎拉稱，她的一個上司多次與她肢體接觸。「他就這樣抓住我，把他的手臂放在我的肩膀上…他的臉離我太近，我感到非常不舒服，所以我把他推開。」
莎拉說，她的投訴逾兩年都沒有人理會。「這不是最糟糕的部分，在我投訴性騷擾後不足兩小時，他們強迫我回到他身邊工作。」
她說她的工會不代表她出面干預，因為被指控的肇事者也是工會成員。
2010年，她結束了在多倫多新寧醫院 (Sunnybrook Hospital) 的緊急精神病治療。「這太可怕。（我）住院三周，差點自殺，因為我覺得我的胸部無法承受憤怒、悲傷和感覺骯髒和被侵犯的情緒。」
到處發生
就業律師珍妮絲•魯賓說，工作場所的性騷擾太普遍了。
「它無處不在。到處發生。在#MeToo之後，各種工作場所都有各種各樣的調查，你可以想像，而且這種調查在蔓延。」 魯賓受雇CBC新聞調查如何處理前節目主持人健•戈美希(Jian Ghomeshi)的行為。
她說，#MeToo已經向雇主和公眾表明，工作場所的性騷擾不僅僅是發生在孤立的事件中。關注的不再只是人力資源經理。
「董事會成員捲起袖子說，『為什麼這種情況在我們的工作場所發生，在解決問題方面，我們是否需要採取更多的干預行動？』」
C-65號法案
魯賓表示，法律也在不斷演變，一項聯邦立法，預計今年生效。 C-65號法案對所有聯邦公共服務雇主，以及其他受聯邦監管的私營行業（例如航空公司、廣播公司和銀行）防止工作場所暴力和騷擾規定了新責任。
該法案加強了《加拿大勞動法》中的規定，以涵蓋工作場所的各種暴力和騷擾。它要求雇主做三項主要工作：努力防止騷擾和暴力事件的發生。當事件發生時，有效應對，和支援受影響的員工。
魯賓說：「它要求雇主在工作場所騷擾和工作場所暴力方面更加積極主動。」
這意味著雇主必須制定旨在防止騷擾發生之前的政策和培訓計畫，而不是僅僅在騷擾發生之後做出反應。
加拿大職業健康與安全中心（Canadian Centre for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 CCOHS）總部位於安省漢密爾頓市的政府機構，幫助雇主做到這一點。
CCOHS職業健康與安全專家索尼婭•通科維奇 (Sonya Tonkovich)，向希望實施這些預防措施，並符合C-65號法案的雇主提供建議。
她說，工作場所應該從制定和傳播一項政策開始，強調組織的價值觀，並明確說明哪些行為是不能容忍的。
雖然通科維奇說暴力和騷擾不是一個新問題，#MeToo運動將工作場所的暴力和騷擾問題作為「新重點」。
她表示：「它在那裡已經很久了，它只是現在被討論得更多。實際上，與任何其他健康和安全危害一樣，工作場所中的暴力和騷擾也是一種危害。作為組織，作為雇主，我們有責任保護工人免受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