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被安省為零工工人設立「最低工資」所愚弄
距離省選舉還有幾個月，安省政府宣佈了一項計劃，保證零工工人的「最低工資」為每小時15元。這聽起來不錯，但細節中潛伏著一些大惡魔。在實踐中，該計劃對零工的收入絕對沒有影響。任何接受這種「最低工資」將提高零工工人收入的人都不明白零工商業模式是如何運作的。
最大的問題是，所謂的最低工資只適用於零工工人用在任務上的時間：接載乘客、送飯或執行其他分配的任務。但是，零工工人經常花費大量時間（通常超過工作日的一半時間）等待分配任務，或者在完成任務後返回中心。等待的時間被排除在新的「最低工資」計劃之外，成為無薪酬時間，這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例如，如果一個零工工人花了一半的工作日等待，那麼「最低工資」每小時只是7.50元。
這種只為工人「積极參與」特定任務的時間支付工資的想法，如果應用於其他職業，將會產生邪惡和破壞性的影響。零售店員只有在積極幫助客戶時才會得到報酬。但是，如果這是生意清淡的一天呢？他們幾乎一無所獲。消防員只有在緊急情況下被召喚時才能獲得報酬，而他們準備快速有效地做出反應所花費的時間無酬。網絡安全專家只有在公司的網站受到攻擊時才會獲得報酬。
幾個世紀以來，僱主一直試圖將業務波動的成本和風險轉移到工人的背上，使用一系列策略：例如計件工作，按需僱用，勞動力僱用服務等。在數位平臺行業，不需要什麼新策略，就可以做同樣的事情，除了他們使用智能手機來組織這種剝削（經濟上微不足道的）事實之外。Uber和其他人聲稱這是一種全「新模式」，由技術驅動，需要「新的監管環境」，這是一個歷史謊言。
比不支付等待時間更糟糕的是，平台商業模式中勞動力供應的內生性問題，對零工工人實際收入的影響 ，這是這個所謂的「最低工資」法中的另一個巨大漏洞。像Uber這樣的公司依賴於足夠的工人登錄他們的應用程式，以保持司機池有多餘的司機，以快速滿足客戶訂單。讓許多員工等待對Uber有利：它可以縮短回應時間，提高消費者滿意度。這就是為什麼這個所謂的「高科技」行業是整個經濟中生產力最低的行業之一：成千上萬的工人花費數百萬（無薪）時間坐在那裡，實際上什麼也不做。
零工工人在登錄應用程式時會計算等待的時間。這就是為什麼他們通常工作不方便或反社交的時間（如晚上和周末）：不是因為他們喜歡周末工作的「靈活性」，而是因為這是他們唯一有足夠機會賺錢的時候。
這種對平台商業模式至關重要的勞動力供應反應，將擊敗這種所謂的最低工資的預期影響。在不限制勞動力供應（或強迫平台支付等待時間）的情況下，提高「參與」時間的工資，將引發勞動力供應的增加（即等待的工人數量），直到實際工資（包括等待時間）下降到如此之低，工人望而卻步不再登錄。只要有足夠多的絕望的工人願意登錄遠低於實際最低工資的有效工資（今天不言而喻），這一措施將對實際的收入沒有影響。即使比率高於法定最低標準，情況也是如此：就像Uber和聯合食品及商業工人工會 (UFCW) 目前共同宣導的120%的門檻一樣。
零工工人開支也是因素
工人自願簽約受僱用，即使他們的實際收入低於法定最低工資，這一說法並不能證實這種所謂的「靈活」就業模式的吸引力。它只是證實了工人的絕望（他們中的大多數，包括新移民、學生和其他邊緣化工人，幾乎沒有機會獲得其他更好的工作）。我們之所以有最低工資，恰恰是為了限制絕望的工人的「自由」和「靈活性」，讓他們少些工作量，因為無節制的剝削對我們更廣泛的經濟和社會造成了代價（對他們和其他人）。
安省提案的另一個巨大問題是，它將如何處理零工工人的開支，包括車輛、汽油、保險、電話、數據等。公認會計原則要求企業公平和充分地核算這些費用。這樣做會付款需要增加幾元，以使零工工人實際淨收入（扣除費用後）等於法定最低工資。然而，Uber和其他平臺將對此提出異議。他們會聲稱大多數司機已經有了一輛車，所以他們應該願意在不充分考慮車輛成本的情況下工作。最多，它們將允許相對象徵性的費用率，以反映與額外行程直接相關的增量折舊或維護。
沒有其他企業以這種方式對待資本資產，折舊和維護。事實上，如果他們嘗試，他們會被股東拖上法庭。為什麼零工工人應該被迫假裝他們的資本設備在很大程度上是「免費的」？
安省政府也在探索提出的「可攜帶福利」」一攬子計劃，這個想法也是一個騙局。 它將在個人賬戶中積累資金以支付正常福利（如額外醫療、退休金和保險）。但是，如果沒有對基本工資的有效監管，平臺可以通過單方面調整與工人的收入分享公式，來輕鬆抵消與該計劃相關的任何新成本，因為他們可以隨時自由地這樣做。它似乎每天把幾美元放進司機的左邊口袋裡，同時從他們的右邊掏出來。
這種便攜式福利模式還將允許Uber和其他平台繼續搭納稅人的便車。通過拒絕正常的與就業相關的福利和徵稅（包括EI、CPP、工人賠償和雇主醫療稅），Uber將這一負擔轉移到零工和納稅人身上 – 因為這些排除的成本最終落在公共項目上。當Uber逃避支付雇主醫療稅時，其餘的人會為醫療保險支付更多費用。當Uber逃避CPP保費時，其餘的人會為GIS福利支付更多費用，這些福利最終將支付給低收入的退休零工工人。安省的「福利」計劃將會認可對工人和納稅人的剽竊。
毫無疑問：這種監管零工工作的方法對零工工人絕對沒有任何作用。 這完全是關於一個政府，準備參加選舉，想要偽裝成「支持工人權利」。 這是關於像Uber（及其盟友）這樣的公司假裝致力於「更公平地」」對待零工工人。
事實上，安省的做法比什麼都不做更糟糕，因為它混淆了關於零工工作的討論，並且會讓許多工人認為他們現在得到了「保護」，而實際上他們沒有。然而，歸根結底，在考慮了他們的運營成本和無薪時間之後，他們仍然會得到遠低於最低工資的人工。然後，許多人會在絕望中放棄：事實上，零工工人的流動率已經是天文數位，每年通常超過100%。
事實上，這可能是對零工行業生存能力的最大威脅。隨著勞動力市場收緊，平台發現在現有就業制度下無法招聘和留住足夠的司機。由於缺乏司機，Uber的車費和等待時間已經在許多城市飆升。該公司繼續燒錢（即使收入增長），其股價在過去一年中下跌了近一半。投資者一直願意補貼該公司的巨額和累積虧損（自成立以來超過 200 億美元），以期在未來股市上漲。 但他們繼續這樣做的意願越來越受到質疑。
安省操縱性的「最低工資」是為了阻止真正的立法和監管變革，我認為這些變革仍會到來。例如，零工平台的工人已經有權通過正常渠道組建工會，並獲得真正的集體談判權。他們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法律」，只需澄清他們確實是工人（無論是僱員還是獨立承包商），而不是 獨立的企業。安省勞資關係局和其他司法機構的幾起案件，正在挑戰零工平台逃避正常就業責任和保護的企圖。
與此同時，這些燒錢的金融化平台未來的生存能力面臨著更大、更緊迫的威脅。
作者：Jim Stanford是經濟學家和未來工作中心的主任 (Centre for Future Work)
來源：rabble.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