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者談減少收入差距

受訪者 Kaylie Tiessen是經濟學者，也是Unifor工會和加拿大另類政策中心(Canadian 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ves)的研究員。她於今年4月接受UC Observer的Christopher White採訪。

問：你怎麼會專門探討貧困的問題呢？

答：我攻讀本科國際貿易三年後，在東南亞老撾的Mennonite Central Committee成立的職業訓練中心做義工。在那裡，我擔任工商管理顧問，敎授會計和幫助殘疾婦女。我想我有很多東西要教他們，但我很早就知道我是一個有很多東西要學的人。老撾是貧窮的，但在很多方面它比我們更為富有。這經歷改變了我對一切事物的看法。在那裡3年，我明白到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事情是，貧困和收入不平定是由我們建立的經濟體制的類型所決定的。選擇在於我們。這就是為什麼我回來和研究經濟。

問：今天經濟不平等有多麼嚴重？

答：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但這也是個誘導性問題。在某些方面，這是 20 世紀 30 年代大蕭條以來最糟糕的，但我們也有更高的生活水準，不管我們在最上層或在底層。目前在美國、印度和中國的不平等較高。我們可以談論它是多麼糟糕，或者我們可以把重點放在它如何可能會更好。如果你看看像冰島或丹麥這樣的國家，不平等程度低得多。我會建議，我們需要問的真正問題是：我們想要什麼樣的社會，和我們需要做什麼來得到它？

問：我們為什麼要關心這個話題及其影響？

答：讓我嘗試從最富有的1%的想法來回答。有兩個理由。研究顯示，經濟不平等拖累經濟增長。經濟越不平等，整體經濟增長較少。其次，高度不平等對一個人的福祉產生負面影響，不管他們在經濟金字塔的頂部或底部。更多不平等意味著精神疾病、青少年懷孕和犯罪的比率更高。這些衝擊影響社會每一個人。

問：這好像加拿大的冬天：我們抱怨，但並不能改變任何事情。對於社會，我們能夠做什麼？

答：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你用加拿大冬天的比喻。我們為冬天做準備：我們買大衣和靴子，以保障自己免受寒冷。同樣，我們可以做一些事情來保護自己，打擊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社會上每個界別都有一個角色在這方面發揮作用。讓我們看看我們的政府。隨著時間的過去，我們的稅基受侵蝕；削減個人、企業以及消費稅，這導致更少的錢用在我們實際需要的服務上。沒有證據表明，減稅導致經濟增長。

問：但是，我從企業聽到的是，如果我們提高公司稅，他們將轉移到一個較低稅收的管轄區。

答：那麼，證據顯示，企業沒有實際上移動。不論怎樣說法，如果他們這樣做，代價實在太昂貴。就以我們所居住的安省來說，我們已經有一個最低的公司稅稅率，不僅在加拿大，以及與美國東北部相比。各政府需要收取稅款，把錢花在那些我們都需要或最低收入的人需要的東西上。在安省社會援助率是單身人士每月686 元。一個人怎能以此為生，更不用說有精力或能力去努力找得一份工作？我們需要把錢用在改善醫療保健和公共交通服務。我們需要降低學費，使學生畢業時不用負上大筆債務。我們也需要提高最低工資。阿省(Alberta)和紐約都提高工資每小時15元，全加拿大都應該這樣做。我們的政府也需要問，如果他們通過外包他們控制的工作造成問題，以及，如果結果是，他們推低工資和加劇不稳定就業。但他們需要獲得授權去創建人人受惠的經濟基本規則，這正是我們所有的人可以參與的地方。

問：個人能夠做些什麼？

答：啓動對話。一個人可以發起運動，其他人將會加入。不要低估你運用錢包的表決力量。購買公平貿易的貨物，或從B公司購買，想要指定的公司不單只為股東做好財政，同時也要裨益他們開展業務的社區。或從生活工資網路公司購買— 這項運動在全國各地突飛猛進。他們鼓吹「家庭賺取的收入應足以支付基本生活必需品，因此，他們可以活得有尊嚴和作為活躍的公民參與我們的社會」。這讓家庭能夠做些簡單的事情，例如買生日禮物或請朋友飲杯咖啡。企業主是家庭的後台，無須等待政府。他們可以為僱員決定起薪點；他們可以確保他們實行公平調度，使人們可以實際規劃自己的生活。有不同的模式企業可以選擇執行。企業互相競爭客戶。因此，為什麼不向上競爭，而逐底競爭。作為新世代，我親身經歷不穩定就業的影響，以及取得有福利的固定工作的挑戰。我們需要為大家做得更好。

問：教會可以做什麼以協助或參與改善加拿大的財政健康？

答：我是有信仰的人。靈性與信仰不僅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我日常生活。當在門諾教會(Mennonite church) 成長時，我開發了關心生活貧困的人們。作為敎會，我們需要繼續兩個方向的進程。對食物庫捐贈可以幫助我們感覺良好，但我們需要設計一個沒有食物庫的國家和經濟。現時15%使用食物庫者的家庭只有一個人有工作。這應令我們驚駭。慈善是隨意的，正義不是，但我們兩者都需要。敎會需要是宣傳的地方，採取行動創造我們需要的世界。減少收入不平等是可能的；我們擁有所有的工具在工具箱中，我們需要讓它發生。我們缺少的一件是政治意願。如果我們關心消除貧困，如果我們關心減少收入不平等，那麼我們必須告訴我們的政客們做些有關的事情。同時我們必須願意為起作用的解決方案付出代價。

(閱讀英文原文http://www.ucobserver.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