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來！組織抵抗朝不夕保的生活-中介臨工自述
這些日子，每當我回到家裡，我注意到一些我以前沒有注意到的東西。如隠形般放在電視機旁和電腦旁的東西，現在已經非常熟悉和能夠立刻辨認出。
你聽我說，在過去的三個月，我是中介臨時工人在多倫多Rogers Cable貨倉工作。Rogers是加拿大最大的通訊公司之一，向加東提供網絡服務。我與同事一日工作8至12小時，把電視、PVR 盒(機頂盒)和調制調解器(modem) 分類、測試、清潔和包裝，以便分發。
就好像我們依賴維持通訊基礎設施的電視盒和互聯網調制調解器一樣，和我在貨倉共事的不引人注目的工人階級，是著名的「資訊革命」的主要支柱的一部分。我的一些同事曾經有薪酬不錯和有保障的工作，現在被非工業化浪潮所遺棄。
有很多其他工人是新移民，有工程師和教師，現正體驗加拿大著名大方的制度化減低工作技術要求。他們全都是受困於中介機構介紹的不穏定臨時工作，而出現在這個貨倉。臨工職業介紹所向企業如Rogers提供廉價和「靈活」(意味容易受剝削) 的勞動力。中介機構從租出的工人每小時的工作賺取大幅度的差價。
在這個Rogers貨倉，中介臨工人數遠遠超過有工會的Rogers僱員，最少為6：1。這證明工會有迫切需要尋找新方法來組織不穏定工作的工人，以及需要立法以使這樣的組織可行。
很多我的同事被視為「永久性臨時僱員」，他們長時期透過中介找得工作，有的長達10至15年，通常都是接近最低工資和沒有任何福利的。
蟑螂和臭蟲都是我們忠實的全日伴侶，就算在吃午餐的地方也陪伴我們。空氣中瀰漫着灰塵和碎屑。我親眼目睹一位年輕同事哮喘發作而住院(幾個星期後我們聽聞他被開除) 。
我在貨倉從來沒有接受過一場正式的安全訓練。我們用來清潔電視盒和調制調解器的化學品，也許是為減低成本的進品廉價貨，商標是其他語言，我們無從得知在使用的是甚麼化學品。這裡是勞動市場的階梯，工作條件差是常態，而不是例外。人們接受這種可怕的工作條件，因為很多時候，根本沒有其他選擇。
在貨倉包裝PVR盒是日常特別辛勞的工作。每一更次，我們將要搬動數千計的盒，麻木的包裝電線和小冊子。包裝小冊子特別令人煩惱，因為我們被迫不停的看到貼在小冊子上相同的幸福家庭的笑臉。
一天在休息時間，我感覺一系列事件好像是陰謀嘲笑那些在這個倉庫的人的情況時，偶然發現在工作地點旁一張誇讚Rogers公司價值觀的海報，海報的一句話「最好的就要來了」令我感到驁訝。我回到工作的地方，我看看我的同事，想起他們的故事。他們有些在這裡工作了多年，時常需要做多份工作，依賴每一期薪水來生活，他們的家庭生活也承擔不穩定工作的衝擊。到底，最好的會甚麼時候來到？
我身為在晦暗工作中的中介臨工，時常被問到，懂英語的年輕大學畢業生「你為何不去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去尋求個人的情況改善，在我看來，是人類生存情況的巔峰之作。然而，我們自己嘗試去改善個人情況，留下沒有改善的特別待遇或機會的人，這樣的事實，我們應如何解決？
在Rogers的經歷，我無能為力解決的問題銘記心中。正是在這個時候，我開始熟悉工人行動中心(Worker’s Action Centre, WAC) ，對爭取工人權益和立法的勝利，而往往是那些默默無聞的、不認識的工人受益於這些勝利。我決定加入工人行動中心(WAC) ，在政府18號法案聽證會上講述我的經歷。
在那天早上，我作證前數小時，接到中介通知，貨倉不再需要我，到今天我都不知道終止的原因。雖然，18號法案獲得通過，提供一系列更廣泛的保護工人措施，不過，需要更多的保護措施，實在無需多說。
其中一個更令人痛心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中介工人常常做公司職員同樣的工作，所得的人工比公司職員少得很多。臨工沒有集體談判的選擇，這是為甚麼必需就「同工同酬」的政策立法。
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政治和經濟環境，很容易就看到像Ted Rogers的0.01%可以宣稱「最好的就要來了」。但是，對其餘的我們，好像在歷史一樣，當我們團結一起統一戰線時，最好的才會來。
作者：Justin W.C. Kong
2014年1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