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工人階級
有組織的工人有能力從根本上改變經濟
在2022 年 11 月3 日，一群工人在安保人員的護送下離開安省省議會的旁聽席。
「你不知道你開始了什麼，」當他們被拉出會議廳時，他們喊道。
在這些工人，包括加拿大公共雇員工會（CUPE）的領導人被驅逐後，保守黨政府開始了當天的真正工作：通過援引但書條款來粉碎CUPE教育工作者的計劃罷工。
幾天後，在野貓式罷工和工會幾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群眾動員之後，政府退縮並撤回了立法。
自1980年代和90年代以來，關於有組織的勞工的衰落已經有很多筆墨 – 這種現象並不局限於加拿大和魁北克。美國和英國分別在雷根和撒切爾時代對工人階級權力發動了全面的攻擊。即使是強大的歐洲工會，雖然與北美同行相比仍然享有令人羨慕的影響力，但也一直在下降。
在有組織的勞工力量和戰鬥性下降的同時，不平等也在加劇——事實上，當映射到圖表上時，兩者幾乎完全對應。工人階級停滯不前，而超級富豪的財富卻衝上了平流層。
這不是偶然發生的。在1970年代，精英們通過拆除「戰後妥協」來應對通貨膨脹的經濟危機——以及勞工行動的急劇增加——這種妥協在一代人的時間里創造了一種「休戰」，精英允許（一些白人，男性）工人積累財富並建立中產階級。在那個時代，對富人及其公司徵收更高的稅收為強大的公共服務提供了資金，強大的戰鬥工會代表關鍵行業的工人討價還價強而有力的合同。
這種情況隨著1970年代的「滯脹」危機而改變。資產階級對這場危機的反應是，將通貨膨脹歸咎於政府支出和工人的工資要求，並創造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反擊機構，致力於推進他們的反工人放鬆管制議程。
成功了。在隨後的幾十年裡，他們按照自己的形象重組了經濟。各級政府出售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並將其私有化。私人資本將關鍵生產設施外包，打破了強大的製造業工會的後盾。雜貨店等不容易運往海外的基礎設施的所有者，對員工及其工會進行了長期、艱難和成功的戰爭——將市場和肉類加工廠的「好工作」變成了低工資的不穩定工作。
這是長達數十年的有組織勞工的一系列失敗。工會密度——即工會所代表的勞動力比例——在1980年代和90年代急劇下降，此後一直不那麼急劇了，但一直在下降。這不僅是作為機構的工會的問題，也是整個工人階級的問題。
加拿大的勞動人民開始減少對工人階級的認同，而更多地認同是個人消費者。歷史的終結已經到來，工人階級作為一支能夠彎曲歷史弧線的有組織的、有意識的力量，從舞臺上消失了。
我們都聽到過近年來事情可能正在好轉的雜音。從北美長達數年的教師罷工浪潮，到星巴克和亞馬遜等抵制工會的公司取得前所未有的工會勝利，再到（仍然太罕見的）在談判桌上贏得的爆發通貨膨脹的工資增長，工會似乎又迎來了時刻。
社會運動歷史學家邁克·大衛斯（Mike Davis）寫道，有組織的勞工的力量不是以穩定的速度增長的，而是在社會危機和工人階級勝利帶來的更高期望推動下的爆炸性增長。組織、戰鬥和獲勝是會傳染的。為了打破我們所處的陳規，我們必須重新開始戰鬥。
在整個加拿大，這就是工人正在做的事情。他們正在建立組織，並試圖將無組織的大多數組織成一股力量，可以在需要它的時刻回到歷史舞臺上。
因此，我們只能希望CUPE領導人是對的 – 經過這麼長時間，我們的對手真的不知道他們開始了什麼。
